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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文荣和他的横店帝国

来源:经济观察报 时间:2011-02-24 06:57:03
尽管与杭州相隔180公里,不过两小时车程,这里上演的却是另一个版本的中国故事。
黄昏虽已降临,四周依旧被各种声音包围着——卡车、三轮摩托车的马达声,轿车的喇叭声,建筑工地的打桩声,还有小镇中千篇一律的从音像店里传出来的流行歌曲。
这个位于浙中山区的丘陵小镇在地图上并不起眼,但在过去30年间,它所经历的蛹化和蜕变,足以令很多人侧目。一切的发生,大都跟一个名字密切相关——横店集团的创始人徐文荣。
在徐文荣如今每年超过200亿营收的横店帝国中,横店影视城仅仅是冰山一角,但却声名在外。目前提到横店,多与“探班”相关。正是这个小学都未毕业的农民,一手打造了目前最大的华人影视拍摄基地,每天有30多部电影或电视在这里开机,西方媒体甚至为横店冠以 “东方好莱坞”的称谓。
但某种程度上,徐文荣,这位已近耄耋之年的老人,才是横店这出大戏的真正主角。和众多浙商一样,他同样白手起家,商业嗅觉敏锐,胆识过人,并且有能力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。他的个人经历和一系列决定,至今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小镇的走向。
横店影视城的出现,使得每年当地居民的收入增加30多亿,但横店集团从中获利很少,甚至因为徐推行的“免费拍戏”的做法,最初还会赔钱。每年,传统的工业项目依旧为横店集团贡献着大部分收益。
但徐文荣仍打算为此继续投入——继声名在外的广州街、秦王宫和故宫之后,不久,横店影视城中将重现昔日的上海滩。不仅如此,这个冒险狂已经在修建一个能够停放波音747的飞机场,他甚至于设想着在横店及周边范围内兴建高空铁路,把村与村连在一起……

徐文荣已经在这里闪耀了30年。在这个小镇中,他有着独特的感召力和征服力。不同于一些富人通常有很多保镖,他惯于独来独往。当他独自开车出门的时候,镇里的人们都会习惯性地跟他打招呼,随便聊上几句。
撰写过《江村经济》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,苏南以集体经济为主,温州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,横店模式则是两者的结合。回头来看,在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转折点,任何人都试图将中国变成一个巨大的实验场,徐文荣也引领这个小镇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成长路径。
能够将一个贫瘠的家乡变成富甲一方的村庄,某种意义上,徐文荣兼有企业管理者和乡村父母官的双重角色,也即吴晓波所称的独特的“官商合一”的模式。正因这一双重身份,他似乎有太多才智和精力不得不用在商业领域之外。也正因此,他所经历的一切,某种程度上带有鲜明的不可复制的个人色彩。
尽管表明与同处江浙的另一位农民企业家鲁冠球交情甚好,但却直言双方在根本方向上的差异,“他仅仅是为了个人财富的积累,而我是希望共同富裕”。
市面上已经拥有为数不少关于他的书籍——无论是记者撰写的亲切却并不严格的传记,还是研究者完成的枯燥而简单的报告。但他并不关心别人如何评论他,唯一愿意提到的只是他自己写的三卷本 《徐文荣文集》,实践中总结而成的各种方法论,大都散见其间,其中还谈论了“三农”等很多大问题。
过去30年间,横店不仅讲述了一个经济崛起的故事,更是徐文荣面对不同潮流自我转变的折射。
他并没有遗忘政治动荡在个人经历中的影响,这也使得他用两分法来评论毛泽东对于这个国家的价值——一方面重塑了一个全新的国家,但同时又将其拖入巨大的混乱之中。他唯一崇拜的则是另一位昔日的国家领袖邓小平,改制放活为他赢取了前所未有的空间,也令他凭借不断变革的勇气将这个庞大商业帝国的疆界日渐拓展。
和许多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一样,这个最初因摆脱贫穷的强烈冲动而开始创业的农民企业家,并不愿意将所谓的商业智慧描述得过于复杂——所有言辞,都指向其性格中果断、决绝的一面,这令他在机会出现时迅速而专注。这或许可以解释,一个生长在一个商业传统中断时期、毫无特殊背景的农民企业家,为何能够将一间不起眼的缫丝厂,如今拓展成为一个拥有60多间子公司、3间上市公司的横店帝国。

与当地人的谈话总是不自觉地会滑向徐文荣。当然,他们很少直称其名,更喜欢用“老爷子”相称。司机告诉我,当地有座八面山,山顶用水丰沛,传说是因为山下藏着一头金水牛,只有3000年的陈稻草才能牵出,而徐文荣就是这个牵出稻草的人。这当然是不经推敲的传说,却颇有象征意义: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,依据自己的独特方式,为当地赢取了安定与繁荣。
徐文荣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,父亲是个裱画匠,还写得一手好字,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不错的家境,但贫苦给徐带来的记忆依然刻骨铭心。建国之后,他进入了县供销局,很快因业绩出色被提升为安文区的办公室副主任。但到了1962年“大放卫星”的年代,他以惊人的勇气辞去国家干部的公职,决定回家务农。
在这个罕见的灾祸之年,他做了两件特立独行的事,初步显露出其商业才华。最初,他发现地广人稀的安文区肥料奇缺,开始动了“以肥料换粮食”的心思,第一次就换了50多斤玉米,令当地人眼红,但却落上了“投机倒把”的罪名,经多方说情才算通融。但他并未就此作罢,不久后,他又做起了用废铅提炼真铅的生意,而这并不受国家政策限制。他凭借着当时的土风箱和铁炉,一路收购到了上海,还用赚来的钱坐了飞机,一下成了当地的大人物。
他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,也没有成体系的管理哲学。正是这些敢想敢干的经历,令徐文荣随后事事愿为人先。囿于政治力量,最初他开办小工厂的种种实践一再被否定。直到1975年,政策风向有了扭转的苗头,允许自办丝厂的时候,徐迫不及待地用了十个月的时间,率先做成了这件事。自此之后,公司业绩和个人财富都开始成几何倍数的增加。
这种敢为人先的性格,日后被他所做的事情一再印证——缫丝厂升级为更为现代化的轻纺和针织厂,随即他又涉足在当时即便大企业也不敢轻易进入的磁性材料领域,继而将版图扩展至医药、汽车、草业等领域。当然,最令其声名鹊起的则是被西方媒体称作“东方好莱坞”的横店影视城的诞生。
在徐文荣早年的创业史上,“敢为人先”也为他落下“不服管”和“狷狂”的名声。20世纪80年代早期,当地一位乡党委副书记曾公开说,我们乡里有个人,论本事可以做皇帝,论错误可以枪毙。而如今在当地政府官员看来,横店集团对当地的贡献,徐文荣居功至伟。
或许是徐脸上惯常性的温和表情和铿锵语气,淡化了失利在其身上曾有的印记。当我向他证实,有人说你曾先后创办过200多家公司,是真的吗?徐文荣的眼睛顿时瞪得很大,“怎么是200家,明明是700多家!”这多少令人想到那个已经褪色的西西弗斯的故事,他试图抓住了每一次改变的机遇,包括那些不被人看好的决策,而最终赢得的回报远远超过了那些失败的经历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,不安分的徐文荣又动了别的心思。“当时我发现,工业、农业、商业我都搞过了,做高科技又要引进人才,横店偏僻,一时难以实现,所以就只能搞文化”。
此话一出,顿时激起千层浪。当时的一位浙江省副省长对不断登门的徐直言不讳,“你真是走火入魔,你要做工业我们支持你,你这点文化做什么文化产业”。
当然,如我们后来所知,他不仅和文化打上了交道,还自此一发难收。他最初只是小打小闹,做了几个民俗村,有些反响。直到一天谢晋登门而至,邀请他为即将开拍的电影《鸦片战争》布景。在此之前,徐文荣甚至没听说过谢晋这个名字。为了在三个月内交付工程,徐文荣一口气拉进了120个工程队,同时施工。为了一切如旧,徐令人买下山上从坟墓中拆下来的旧石板铺路,找间工厂专门用柴火烧制旧瓦。19世纪的南粤广州街平地而起,这也成为横店影视城的开端。
不久之后,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正着手筹划兴建两个影视基地——“水浒城”和“三国城”。徐文荣听到消息后,找到杨伟光,希望对方能同意选一个建到横店去。杨想都不想就拒绝了,“不可能的,老徐,你横店什么地方,一个小镇,谁会到你那拍戏呢?”徐文荣以富有个人风格的方式回答,“好,你等着,过几年我要打倒你”。
1999年,徐文荣做出了令所有人瞠目的决定——任何剧组到横店拍戏一律免费。当时,集团成员大都对此反对,但徐坚持己见,“他们不懂的,影视城一建起来,至少有1:5的带动效应”。
最终也证明,这的确是个妙举,不计其数的剧组开始涌向横店。“老百姓开玩笑说,横店的明星多如过街老鼠”,徐文荣说。几年后,果真来到横店的杨伟光,对徐说了一句,“老徐,真的被你打倒了”。
目前全国拥有数千个影视基地,其中盈利的不足5%,而横店影视城恰恰成为为数不多的之一。《华尔街日报》曾对此评论说,横店影视城的繁荣,低成本功不可没。相比而言,如果在真正的北京故宫中拍戏,一天只能拍三小时,而且要耗资30万之巨。
“免费”不仅仅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剧组,更带活了整条产业链,大量的群众演员闻风而至,在这里,他们每天可获得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收入。目前横店演员工会的注册会员有3500多人。在当地,甚至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,“北京有北漂,南边的横店有南漂”,如今每天有几千人住在横店。
“只要对方需要,这里什么都能完成。我们是从一无所有到无中生有,再到无所不有,”徐文荣说,“比方说,《建国大业》剧组一天需要1500个群众演员,横店很容易可以帮他们解决;他们还能去各地淘一些古董道具,租用给需要的剧组。”

这一天,他刚刚招待了数以千计的客人,其中多数面孔并不相识。他步履蹒跚地走向每张酒桌,端着一杯不知是牛奶还是杏仁露的饮料,频频与人撞杯。
这个在过去几十年间善拐大弯的人物,看上去并没有明确的退休计划,尽管他已经开始动笔写自传,并流利地表述出其中的章节名称——“苦难童年,风雨青年,奋斗中年,成功老年,伤感暮年,劳碌终年”。
11月15日,在他空荡荡的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时,徐文荣坦诚,其中“伤感”的来源,他不只一次的强调,恰是未能完成的圆明新园。
时隔两年,“重建圆明园”已经像是个久远的故事。当时,为了配合横店圆明新园项目征地,横店镇所处的东阳市,已经把临近乡镇的五个村并入横店。然而,“废墟派”和“复修派”争论不休,建园之事长期处于争议的漩涡,土地批文也因此变得遥遥无期。
圆明新园的计划最终搁浅,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按照1:50的比例完成的巨型沙盘,以及园中11个具有代表性的景致。徐文荣会不时地来到圆明新园展馆,看着15年来收集的资料如何呈现为模型,尽管昔日愿景中的实体依旧是他最大的遗憾。
“他们都很好奇一个72岁的老爷子为什么要做这件事,等它完全建成了,我也快80了,图什么呢?他们不懂的,我计算过,圆明新园一建好,可以带动35000人就业。当时我就说,横店不让建,我到外省去建,中国不让建,我到外国去建”。
两年来,他几乎走遍了国内30个省,其中最令他敬佩的官员是仇和。仇和在得知他要建圆明园的消息之后,半夜打来电话找他。徐文荣应约去了云南,最终因地貌和面积不足等原因不得不放弃,“但我很感激他,他是第一个主动找上门的官员”。
尽管目前并没有更多进展,但徐文荣似乎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,“我遗言都写好了,圆明新园没建好,下一代要帮我建”。

2001年8月17日,对于徐文荣来说,是个很特别的日子。
尽管儿子徐永安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任领导者,但徐文荣坚决否认将横店集团定义为家族企业,更不认为自己在这里树立了家天下。
事实上,接班并非是一场血雨腥风的夺权之战,恰恰相反,平静得甚至有点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。最初,徐文荣曾邀请东磁集团董事长何时金继任,但被对方婉拒。随后,他又提出了五个条件——大学毕业、基层出身、曾连续三年实现2000万的利润、善于处理关系、与国际接轨,遵守“四共”原则,最终满足这些条件,能够胜任掌控这个包括数十家公司、领域错综复杂的庞然大物的需要的人选,唯徐永安最为合适。
他还协助徐永安扫清了上任之后的其他障碍,通过不同方式,让其他子女和创业元老离开了横店。自此之后,他很少过问横店集团的日常运营,用他的话讲,“不参与,更不干预”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影响力彻底遁形——一旦遭遇到土地拨付等关键事务,徐文荣的出面往往能够让难题迅速化解。
徐文荣给自己的定位是,不仅要当企业的企业家,而且要当社会的企业家。正如徐在这个城镇所扮演的角色一样,他卸任后一手创立的“共创、共有、共富、共享委员会”(下简称“四共委”)也拥有着很难定义的身份——它当然并非政府部门,却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政府职能,比如每个月为符合条件的老人补贴300元。他曾经说,要把横店建设得跟西湖一样美,让农民像工人、像演员一样去工作,而现在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下一个目标是,让横店人过上香港人的生活。
横店的未来能否真的如徐所愿,这依然是未定之解,但就过去30年徐所经历的创业和打拼的曲折经验来讲,他总是善于领先于时代。谈话最终以一种令人玩味的方式结束,当我问他,“如果对20年前的徐文荣说一句话,你会讲什么?”“徐文荣永远是穷人”。
作者:  责任编辑:小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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